认知类型学: 跨语言差异与共性的认知阐释
本文主张认知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走向融合，倡导建立一个新的语言学分支——认知类型学，以顺应语言研究的需要和语言学理论发展的趋势。文章阐述了认知类型学的理论基础、理论假设、研究方法以及部分研究成果。认知类型学整合了认知语言学的认知理论假设的优势和语言类型学的跨语言特定参数分布描写的优势，以认知概念空间或认知类型和跨语言形式之间的关系为基点，解释跨语言在形—义对应关系上的规律，以期使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和共性能够在认知类型学的理论框架下得到更好的阐释。
1.引言
认知语言学、生成语法及语言类型学等语言学流派都致力于揭示人类语言的真相，但各学派在哲学基础、语言观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并不完全一致。生成语法和语言类型学尽管都追求共性或普遍性，但两者在语言哲学观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相距甚远。相对而言，认知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更易走向融合，认知语言学致力于探索语言的普遍原则和人类的认知规律之间的关系，语言类型学则着眼于跨语言某些参项的分布描写，寻求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和倾向，并且也从心理或认知以及社会等角度对这些普遍规律或倾向进行阐释。
2015年第13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的主题是“理论与方法的融合”( Bringing Together Theory and Method) ，2017年第14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的主题是“语言的差异性与认知语言学(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在此国际背景下，本文倡导认知语言学和语 言类型学走向融合，建立认知类型学( Cognitive Typology) 这个语言学分支，使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和共性能在认知 类型学的理论框架下得到阐释。2.认知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融合: 认知类型学
认知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联系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两者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生成语法在哲学观、语言观和研究方法上具有显著差异。王寅(2002: 87-88) 从哲学基础和语言自治性等九个方面对认知语言学和生成语法的分歧进行了对比。生成语法的哲学基础是唯理哲学和形式哲学，主张语法知识是天赋的，人脑中天生就有一套语言习得机制，语言和句法都是一个自治的系统，研究方法以形式化的演绎—推导为主要特征。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体验哲学，主张语言不是人类大脑中独立的认知机制，语言的知识来自于使用， 语法是概念化，涉及如意象图式、隐喻、转喻等一些认知概念化过程，如 Lakoff ＆ Johnson(1999: 497) 所言，概念是通过身体、大脑和对世界的体现而得以形成，概念是通过体验而获得的。
语言类型学在语言哲学方面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大多属于温和的功能派，但也不排斥形式主义倾向(刘丹青 2003: 18) 。语言类型学中的功能派和形式派之分是从研究路径上来说的，即功能—类型和形式—类型，前者指从交际过程和认知心理等方面来解释语言的共性和差异，后者指从原则和参数角度来解释语言的共性和差异。总体而言，功能—类型是语言类型学的主流。语言类型学与生成语法在语言观和研究方法上有显著差异。语言类型学所追求的语言共性( language universals) 与生成语法所追求的普遍语法( universal grammar) 尽管从字面意义上颇为类似，但在语言观上不同。类型学所追求的语言共性主要是倾向性蕴涵共性(implicational universal) ，如有元音o的语言一定有元音a，即元音o蕴涵元音a。蕴涵共性强调世界语言的差异会受到共同的限制，而差异或个性只是共同限制下的具体落实。类型学首先考虑从语言内部的一系列“蕴涵规则”的推导中来解释某一语言之所以如此，这一系列“蕴涵规则” 如同生物学中的基因，某一语言若具有某一“语言基因”，那么它在某些方面就一定表现为某一特定的形式而不是另一种形式( 金立鑫 2017:4) 。类型学中的语言共性是在多语种 比较的基础上得出的，生成语法所追求的普遍语法是人类大脑中天生就具备的语言习得机制。由此可见，语言共性和普遍语法这两个概念并不相同。Newmeyer( 2005: 117- 118) 指出，没有哪个儿童在语言习得中会接触到跨语言共性，类型学共性不属于语言能力的范围。从研究方法上看， 类型学和生成语法也有差异。类型学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建立语种数据库，如世界语言结构地图( WALS: http://wals.info/index) ，采用定性或定量的归纳法，探求语言之间差异和共性的类型变量; 生成语法则采用基于数理逻辑的假设演绎法，对人类大脑中的语言机制提出假设，并依赖心 理现实性(即内省) 对假设进行验证。Newmeyer( 1998，2004， 2005) 和 Haspelmath( 2004) 指出，生成语法和类型学有着不同的研究目标和方法，两个流派之间并无相关性。
认知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更易相辅相成、取长补短。我们所言的易与认知语言学融合的类型学是指占主导地 位的功能—类型路径。认知语言学聚集了众多理论主张和研究方法，Lakoff ＆ Johnson( 1999) 所提出的认知语言学的两个承诺——概括性承诺和认知承诺，将不同理论主张或研究路径纳入到同一个理论框架之中; 张辉、孙崇飞 在对 Evans ＆ Green(2015) 的导读中指出，概括性承诺旨在描述适用于人类所有语言层面的普遍原则，人类语言的不同层面共享特定且普遍的基础性组织原则; 认知承诺要求研究者提出的每个语言结构原则都必须反映其他认知科学分支对人类认知的已有认识。认知语言学的两个承诺与类型学的研究目标具有相似性。类型学对某些参项进行跨语言的对比和描写，从认知和心理等角度对普遍规律进行功能解释。从研究方法上看，认知语言学与类型学都有定性和定量的描写方法。认知语言学研究近年来呈 现出定量转向趋势，采用多元统计方法，如张炜炜、刘念(2016)介绍了探索性统计分析、验证性统计分析及机器学习模型等。类型学的定量研究法大多也采用统计学的方法，如等值线法( the isopleths methods) ( Van der Auwera 1998) 、相关性测试( association tests) ( Cysouw 2005) 、多变量测量( multivariate scaling) ( Levinson ＆ Meira 2003) 以及预测区域性理论 ( predictive areality theory)( Bickel ＆ Nichols 2006) 。
认知语言学和功能—类型学都属功能主义阵营，不少学者既是认知语言学者也是语言类型学者，代表人物有功能主义学派的Heine( 1997) 、跨语言研究运动事件的认知语言学家Talmy( 2000) 以及力推激进构式语法的语言类型学家 Croft( 2001) 。Heine(1997) 将认知中的事件图式( event schemas) 应用于类型学解释。Talmy( 2000) 最令人熟知的贡献是将世界语言分为动词框架语言(verb- framed language) 和卫星框架语言(stellite-framed language) 。Croft( 2001) 认为语法范畴和语法关系在普适性 方面的缺陷给跨语言研究带来了麻烦，主张基本词类和语法关系不是组成句法的基本单位，而是由构式派生出来的，激进构式语法涉及到语言类型学、认知语言学以及语法化的理论，为跨语言语法描写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3.认知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互补的必要
目前认知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融合的还不够。对于认知语言学而言，基于较大规模语种样本的认知研究尚有较大难度; 而类型学更注重跨语言的形式分布描写，倾向采用传统的功能解释，尽管这些解释路径或多或少地与认知或心理有关，但类型学者并不大乐意认为是采用了认知语言学的已有理论假设。
认知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都有优势和不足。认知语言学秉承基于使用的语法观和基于百科知识的语义观，寻求语言使用背后的认知原则和系统。目前认知语言学研究方法从传统的以内省为主逐渐过渡到以语料库或以心理和仪器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为主(束定芳2009，2012)。国内学界内省法和实证法并存,前者如沈家煊( 2015，2017) 从主观性和范畴观角度提出的名动包含理论，王文斌(2013，2015) 基于英汉民族的世界经验方式和思维方式在时空两方面的特质性偏向，提出汉语是空间性 特质语言而英语是时间性特质语言; 后者如张辉(2016，2017)以及张辉，等(2017a，2017b) 运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探讨汉语熟语的神经认知机制以及英语作为二语学习加工的神经认知机制，陈士法，等(2015，2017)运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探讨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屈折词表征方式的神经认知机制以及英语派生词与屈折词的神经认知加工差异。束定芳(2009: 254) 指出，国内认知语言学尚需加强语言类型学方面的研究，透过语言之间表面上的差异找出人类语言的共性。总体而言，认知语言学强调语言之间在语法和语义结构上的差异，忽略了世界语言的共性研究。
类型学中的蕴涵共性是人类语言差异或变异所受到的共同限制，是对可能有的语言类型的范围进行限制，世界语言共性档案(The Universals Archive) 网站上共列出了2029条蕴涵共性。我们发现世界语言中存在将来时有形 态标志蕴涵过去时有形态标志的蕴涵共性(于秀金、金立 鑫 2015:28) ，其逻辑四分表如下所示(
表1是命题逻辑中的蕴涵在语言类型学中的应用，第二行中“p真q假”(p∪－q) 的匹配为假，即我们尚未发现将来时有形态标志而过去时无形态标志的语言，其他三种匹配在世界语言中都能找到例证。这说明人类语言中时态的标志方式尽管有差异，但都受到一个共同限制，即将来时有形态标志蕴涵过去时有形态标志。该蕴涵共性是说过去时比将来时更倾向有形态标志。从认知角度讲，过去和将来的区分在于现实和非现实( realis/irrealis) 的区分，过去时是现实，将来时是非现实; 人类总是对现实具有亲身的认知体验，使用频率更高，而非现实仅仅是一种期望、预测等非现实，没有亲身的认知体验，使用频率较低; 使用频率高的语言形式倾向更简洁，使用频率低的语言形式倾向更复杂。从距离象似性角度看，相比将来时，过去时与我们的认知联系更近，那么过去时比将来时优先使用与动词更近的形态语素来表达。
语言类型学是一种共性语言学，是当代语言学中的一门显学( 金立鑫 2006，2011)。类型学是最重视形式描写的功能主义学派，形式描写多采用科学归纳法。陆丙甫、金立鑫( 2015: 7) 指出，科学归纳不是简单归纳，科学归纳需在归纳所得到的结论性命题的前项和后项之间找出 内在的必然相关性。刘丹青( 2003: 28) 提出，类型学研究者不可能同时是大量语言的专家，多语种的研究需借助间接的语言材料，但语言材料有质量高低之分，有时难免会受低质量的语言描写材料的影响，从而影响归纳的结果。除了语料质量问题外，类型学的另一局限是形式描写有余而功能解释的理论提升不足，有时尽管功能解释与认知有关，却避免谈认知。下面以世界语言的语序类型频率分布的解释为例。语序类型指及物小句的三个基本成分主语S、宾语 O、谓语动词V作为参项所构成的语序类型。这三个成分逻辑上有6种排列，这些排列呈现出不同的频率分布，如表2所示( Whaley 1997: 83) 。
表2显示，SOV、SVO、VSO 三种语序是绝大数语言所采用的语序，它们的共同点是S位于O 之前。这也是 Greenberg(1966)的45条语序共性的第一条: 在及物陈述句中，最基本的语序通常是主语位于宾语之前。类型学界采用高可别度领先原则(陆丙甫 1998) 和语义靠近规则 (Bybee 1985; Givón 1991; Lu 1998) 来解释这种语序频率分布。首先，S 通常是已知信息并且是有生命的动作发出者或是对事物的控制者，而O通常是新信息并且是无生命的被控制者或者接受者，S 比O具有更高的可别度( 指称性、可识别度和生命度等) 。其次，在6种语序中，相比和S的距离，V更倾向和O相邻，V和O不相邻语序相对劣势，即V和O语义靠近原则。SOV和SVO既符合可别度领先原则，又保持了V和O相邻，因此出现频率较高。VSO虽然符合可别度领先原则，但V和O不相邻，因此出 现率低于前两者。其他三种语序类型要么违背可别度领 先原则而出现率低，要么两条原则都违背而出现率为接近零。
高可别度领先原则和语义靠近规则都可从认知象似性原则推导出来。高可别度领先是顺序象似性，据陆丙甫 (2005: 4) ，若把可别度看作一个原型概念，那么指称性是它的核心内容，而新旧、生命度、数量、有界性等则是其边缘的内容。就是说，概念空间中易识别的事物倾向位于不易识别的事物之前，语言表达上也如此。语义靠近是距离象似性，概念空间中语义相近的事物在语言表达上也靠近。世界语言的语序类型频率分布是顺序象似性与距离象似性的互动导致的。
4.认知类型学的优势和研究范式
认知类型学秉承与认知语言学相似的体验哲学基础，同样主张语言不是人类大脑中独立的认知机制，而是人类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认知类型学的优势在于，认知类型学既关注多语种在语言形式上的差异和共性，从认知角度对差异和共性进行解释，也关注多语种中特定语言形式的语义在认知概念空间上的差异和共性。认知类型学的理论假设强调语言形式和认知概念空间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1显示，不同语言族群所面对的现实世界相同，但由于不同语言族群的认知类型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语言世界，语言的认知概念空间本质上是一种体验结构，这种体验结构会因语言的差异而不同，如张黎( 2007: 52-53; 2012: 17) 所言，语言是人类经验结构的符号系统，若语言不同，其被语言形式所凝结、所携带的经验结构也有所不同，不同语言是通过不同的认知类型来塑造该语言的事象类型的，事象类型不是客观的，而是因语言的认知类型的不同而有别。需注意的是，个别语言的不同认知类型或特定语言形式的个性认知概念空间都分布在一个共性的概念空间中，语义图理论( semantic map) 反映了这种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如及物小句中的受事P是否有格标志以及哪些名词性成分有格标志会因语言不同而不同，但不同语言的个性分布都会落脚在同一个生命度等级上，不同语言及物小句中受事P的格标志在生命度上的适用范围如下图所示( Comrie 2009: 189) :
在图2中，五种语言及物小句中受事P的格标志的适用范围不同，迪尔巴尔语中受事P的格标志只适用于第一/二人称，关班格尔语中则适用于第一/二人称、第三人称以及专有名词和亲属称谓，其他三种语言的使用范围依次增大。尽管这五种语言受事P的格标志的适用范围不同，但都分布在同一个生命度等级上，该生命度是这五种语言受事P的格标志的共同限制或共性。图 2还显示了一个倾向性，生命度高的名词性成分在及物小句中作受事P时倾向有格标志，但问题是，不同语言中的高生命度名词性成分并不相同，不同语言族群对高生命度有不同的认知概念空间，或者说，高生命度这个语义范畴在不同语言中不具有相同的范畴化。在语言的形—义对应关系上，认知类型学和语言库藏类型学( Linguistic Inventory Typology) 持有类似观点，语言库藏类型学是刘丹青(2011，2014) 倡导建立的语言类型学的分支，它注重跨语言形式和范畴间的双向视角，揭示语言形式库藏和语义范畴的互动，特别是形式库藏和显赫范畴对语义的影响，形式和语义的完整关系是: 形式手段不仅消极地受语义范畴制约，同时积极地反映语义范畴，甚至它还会反作用于语义范畴，语言库藏的存在及其显赫程度，会诱导不同语种的母语者在表达同样意思时进入不同的语义范畴。
认知类型学从认知角度揭示跨语言的差异和共性，不局限于某种特定的方法，主要采取类型学和认知语言学的两种经典范式: 一是自下而上的研究法，或科学统计归纳法。描写某(几) 个语言要素或参项的跨语言差异和共性，从认知角度进行解释或提出理论假设。这种方法适合于语言要素或参项的跨语言分布描写，在描写之前很难或无法提出与该语言要素或参项相关的认知理论假设。二是自上而下的研究法，采取演绎验证的方法。首先针对某(几)个语言要素或参项，构建跨语言的认知理论假设，然后在不同语言中进行演绎验证，随时对理论假设加以完善或修正。这种方法适合于以下情况，对某(几)个语言要 素或参项的跨语言分布描写缺乏统一的描写范式，所得结论常因研究者不同而不同。每一种研究方法都不是完美的，自下而上的研究法受制于语言样本的质量，自上而下的研究法则要求理论假设在验证中不断完善。
国内学界鲜有学者涉足认知类型学，可见文献中仅有张黎( 2007，2010，2012) 主张认知类型学是以语言中的认知结构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国外学界采取认知类型学的路径则取得了不少成果，多数研究采取自下而上的归纳 与认知解释法。Boye( 2012) 是一部认知类型学经典之作的作者，详细描写了50种语言的认识意义(epistemic meaning) 的表达规律，并从认知角度进行了解释，世界语言的认识意义是一个层级系统，认识论(epistemicity) 是上位概念，相当于Palmer(2007)的命题情态(proposition modality) ，下位两个范畴是认识情态( epistemic modality) 和示证情态( evidentiality modality) ，这50种语言的认识意义构成如下图 3 的语义图:
Sinnemki( 2014)对认知加工偏好和跨语言倾向性共性之间的关系作了详细综述，不同类型的实验(包括眼动、EＲP以及fMＲI等) 结果表明，很多跨语言倾向性共性反映了认知加工的偏好，认知中的社会和文化差异对类型学中不同的分布具有较大影响，认知加工和语言类型学之 间的关系尚需从多学科角度进行研究。Majid et al．(2008) 考察了28 种语言中说话者对cutting 和 breaking 日常事件的范畴化差异和共性，研究表明，尽管不同语言说话者使用不同的动词数量或根据所用的不同工具来区分不同的动词，但他们具有相似的范畴化倾向，即根据对目标物体分离的轨迹的可预测性程度来对cutting和breaking 等事件进行分类，cutting事件对目标物体分离的轨迹的可预测性程度最高，其他依次降低，分别是breaking 事 件、tearing 事件以及snapping /smashing事件。Enfield et al．(2006) 探讨了不同语言中身体的范畴化共性和差异，在共性方面，所有语言都有手指、脚趾和指甲的术语，若一种语言有脚的术语，那么该语言也有手的术语，若一种语言有头、躯干、手臂以及腿的术语，那么它们拥有同一个上位概念——身体; 在差异方面，少数语言没有身体的术语，而是被人这个术语替代，有些语言没有手臂的术语，有些语言没有嘴的术语。Helmbrecht( 2015)考察了跨语言中人称代词的非原型用法，人称代词的非原型用法是指话语中的人称代词不是回指的这种原型用法，如在医生和病人对话中，医生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替代第二人称单数“你”，来指称单个病人，在上级给下级下命令时，考虑到下级的情感因素，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替代第一人称单数“我”，研究发现，不同语言中都有很多人称代词的非原型用法，这对人称代词的历时演变有较大影响，但不属于语法化的范围。Uehara( 2006) 采取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以下图4为理论假设，考察了不同语言中位移事件、心理状态以及名词所指中的指示语表达，即是否提及背景( 主要是说话者的角色)，以揭示跨语言中语言主观性的变异情况，将世界语言分为主观性框架语言( subjective frame)( 如日语) 和客观性框架语言( objective frame) (如英语) ，汉语处于连续统的中间部位。
5.认知类型学的两种研究范式举隅
5.1 自下而上: 科学归纳与认知解释
从 Greenberg( 1966) 的45条蕴涵共性到共性档案网站上的2029条蕴涵共性，都是基于一定规模的语种样本的归纳而得出的，这些语言共性大多是倾向性的蕴涵共性，对蕴涵共性的解释也是类型学家感兴趣的研究工作。
根据 Dryer( 1992，2009) 对世界语言的归纳，一种语言是VO语言还是OV语言决定了该语言中其他语法参项的组配，总共有15对语法参项组配与VO—OV 相关，就是说，语法参项组配与VO—OV之间存在蕴涵共性，其中两对语法参项组配如下: 第一对，VO型语言倾向使用“前置词—名词短语”的顺序，如英语和俄语，而OV型语言则倾向使用“名词短语—后置词”的顺序，如日语和土耳其语。第二对，VO 型语言倾向使用“动词—前置词短语”的顺序，而OV型语言则倾向使用“后置词短语—动词”的顺序。我们用如下树形图来展示VO—OV 语言的这种倾向性:
图 5-6 是世界语言的常见现象，图 7-8则是罕见现象。如何解释这种倾向性? 我们可采用认知上的经济性原则和象似性原则的合作来解释。Greenberg( 1966) 所主张的结构和谐原则本质上是认知经济性原则，要求同一类别的语法成分尽可能采取同样的句法策略。SVO语言是核心居前语言，SOV是核心居后语言。在VO-OV中，相对于 O，V是核心; 在PP中，相对于NP，P是核心。因而在SVO中，P应与V的位置平行，均核心居前; 在SOV中，P与V的位置平行，均核心居后。这是它们分别倾向使用前置词和后置词的原因。对于动词和附置词短语的位置问题，PP中的NP本质上是动词的旁格论元，SVO 语言中的旁格论元尽可能与宾格论元同处动词V的右侧，SOV语言中的旁格论元则尽可能与宾格论元同处动词V的左侧，这也是认知经济性原则的体现。Dik(1997) 提出的联系项居中原则本质上是认知的顺序象似性原则，要求两个语法成分的联词尽可能居于两者之间。图5-6 显示，SVO和 SOV语言中的前置词P都处于动词V和旁格NP论元之间，遵守了顺序象似性原则。因此，SVO语言使用前置词且前置词短语居于动词后、SOV语言使用后置词且后置词短语居于动词前的现象可看作是认知经济性原则和象似性原则的合作驱动的。
Hawkins(1994，2004) 的成分识别域理论(Constitute Ｒecognized Domain，CRD) 也体现了认知经济性原则。CRD指识别短语或句子直接成分需要处理的词语范围，一个短语或句子的成分识别域越小，该短语或句子就越受到偏好。在图5-8的四个树形图中，直接成分都是三个，即NP(S)，VP( V+ O) ，PP(P + NP) 。图 5 中的CRD词语数少于图7中的CＲD词语数，图6中的CRD词语数则少于图8中的CRD词语数，因此图5-6比图7-8更受到世界语言的偏好。
5.2自上而下: 认知理论假设与演绎验证
学界对世界语言中时—体—情态( tense-aspect-modality) 三个范畴达成的共识是，有的语言中时显赫，有的语言中体显赫，还有的语言中情态显赫，世界语言的时— 体—情态在语言表达上倾向无明显界限。若按类型学传统的归纳法来研究跨语言的时—体—情态，很难在研究 结论上有所突破，也难以探寻到跨语言时—体—情态的差异和共性规律。因此，可采取理论假设构建和跨语言演绎验证的自上而下的方法。在初步观察各语种的基础上，可构建如下跨语言时—体—情态的认知范畴化层级假设 ( 于秀金 2016) :
在图9中，时—体—情态是人类认识事态的基本层次范畴，均与事态相关，分别指对事态的时间定位、对事态的阶段或状况的描述、对事态的看法或态度。时—体—情态的上位范畴是现实/非现实。时—体—情态与现实/非现实倾向有蕴涵关系，如将来时蕴涵非现实、已终结/正进行或持续的事态蕴涵现实、预期/预测/假设认识情态蕴涵非现实。时—体—情态可认为是以家族相似性的名义聚集在现实/非现实之下，这可能是跨语言时—体—情态三个范畴的表达倾向无明显界限的缘由。
世界语言可分为现实/非现实显赫和不显赫两种类型，我们曾提出显赫性在现实/非现实和时—体—情态之间具有非均衡性的假设(于秀金2016; 于秀金、张辉 2017) : 1) 当现实/非现实不显赫时，时—体—情态中的任何范畴在不同语言中都可能成为显赫范畴。如英语是时范畴显赫而现实/非现实以及体—情态均不显赫的语言，俄语是时—体范畴显赫而现实/非现实和情态均不显赫的语言。2) 当现实/非现实显赫时，有两种可能: 第一，时—体—情态中的任何范畴都不显赫，现实/非现实的原型是时—体—情态中的一个或多个范畴; 或者说，当时—体—情态均不显赫时，现实/非现实倾向显赫。我们曾论证了汉语属于这种语言(于秀金 2017)。缅甸语、安嘎塔哈语( Angaataha)以及萨利希语( Salish)中的现实/非现实都是显赫范畴，但这三种语言中现实/非现实的原型不同，分别是时、体、情态。第二，时—体—情态中也有范畴显赫，现实/非现实的原型是时—体—情态中不显赫的范畴。显赫现实/非现实的原型不能是时—体—情态中的显赫范畴，这是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所致。内基纳语( Nyi- gina) 是现实/非现实和时均显赫的语言，显赫现实/非现实的原型是体意义，科罗语( Koro) 是现实/非现实和体均 显赫的语言，显赫现实/非现实的原型是时—情态意义。我们的研究结论不赞成 Bhat(1999)和 Palmer( 2007) 将现 实/非现实归入语气或情态范畴，因为在现实/非现实显赫的语言中，其原型通常与时—体—情态有关，但不同语言 族群对它们的认知可能不同，显赫现实/非现实的原型是时—体—情态中的哪个范畴因不同语言而有别。
6．结语
认知类型学整合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假设和语言类型学形式描写的优势，以认知概念空间和跨语言形式之间的关系为理论基础，解释跨语言形—义关系上的差异和共性。Croft( 2016) 指出，若回答个体的语言知识和语言共性之间究竟有何关系，需要认知语言学、语言类型学、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以及演化历史语言学之间相互合作，功能主义过于宽泛，目前尚没有一个语言理论能整合这些不同的研究路径。这实际上涉及到点和面的关系问题，认知类型学有关认知概念空间和跨语言形式之间的关系视角或许能为揭示该问题提供启示。
作者简介
于秀金，山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语言类型学、认知语言学、句法与语义。金立鑫，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语言类型学、普通语言学。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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